赣南、闽西及粤东北的梅州，是客家文化的三大中心。其中，赣州被称为“客家摇篮”，龙岩被称为“客家祖地”，梅州被称为“世界客都”。它们又都是全域苏区，是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高度重叠的地区。如何形成文化聚合过程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化学效应，是新时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整体研究客家红色文化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它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南方当地文化，加上长期居住在丘陵地环境影响，形成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被誉为古汉文化的“活化石”。

　　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到秦朝宗室大将赵佗创建的南越国。对其最早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由清末著名外交家黄遵宪（祖籍梅县）、台湾抗日名将丘逢甲（祖籍梅州蕉岭县）等一批有识之士在黄之住所“人境庐”成立了“客家研究会”。1906年，晚清嘉应三大诗人之一、兴宁名士胡曦撰写《广东民族考》一书，论证客家来自中原河洛，与河洛文化血脉相连。在此前后，还涌现了包括邹鲁、张资平、温仲和等在内的一批客籍研究专家和学者。1933年，客家文化奠基人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问世，成为公认的客家文化研究集大成之作，从而开启了客家文化研究的新时代。

　　而红色文化则是以中国革命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基因。赣南、闽西都是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2013年8月，梅州市全境8个县（市、区）最终被确认为属于中央苏区范围。整体而言，红色文化研究明显晚于客家文化研究。

　　从既有的研究情况看，客家文化研究的历史较长，成果较丰硕，而且在港台地区和海外也有一支较有实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而红色文化研究则起步较晚，研究队伍参差不齐，罕有扛鼎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客家文化研究与红色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互不涉及的状态，至今并无根本性改观。这种“割裂”式、碎片化的研究，显然对提升两者的影响力均无裨益。

　　因此，需要逐步培育客家红色文化整体研究意识。毕竟历经百年融合，两种文化已经水乳交融、相互渗透。也只有整合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展现两种文化的优势和特色，才能充分彰显其影响力和显示度。

　　开展区域内外全方位协同创新

　　全方位合作、广泛开展协同创新是提振客家红色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程。目前，客家红色文化研究力量较为分散。2014年8月，嘉应学院与赣南师范学院（现赣南师范大学）、龙岩学院在梅州联合成立了“客家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但成立至今，并未开展实质性协同创新，更未产出任何合作成果。所以，既要通过高校协同，更需要政府搭台、架桥，共建平台、研究院所，做大做强，共同打造更大、更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并最终打造一个集政产学研于一体的国家级重点研究中心。以此为基础，吸引区域内外的地市、高校、研究机构和专家参加，逐步形成“3+X”合作模式，组建一支具有区域性乃至国内外影响的客家红色文化研究团队。

　　全方位合作之初和运行期间，各市、各校要有专人负责联络和沟通，及时通报各市、各校的研究情况、工作计划、人员调配、项目申报、平台建设，尤其是涉及重大攻关项目，各市（校）需要根据自身人才储备和研究特长，安排最合适的专家和团队积极参与。建立市、校级的合作机制和合作框架后，具体涉及某个方面的合作，则可由市局级和二级学院协商、推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协同创新、联合研究，客家红色文化研究必将有较大突破，所取得的成果远比单一地区和高校更丰硕、更具影响力。

　　引进培育高水平复合型研究队伍

　　客家红色文化要想大有作为，人才是基础和关键。只有逐步形成一批年龄、学历、学科结构合理，潜心研究的高水平队伍，客家红色文化研究才能迎来满园的春色。

　　基于其独有的文化基因和地域特色，客家红色文化研究既需要深谙客家文化，又需要了解红色文化的复合型研究队伍。从我国现有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看，任何学科都很难与此精准对接，只有少数学科与此接近。因此，培养客家红色文化研究队伍任重道远。

　　一方面，相关高校可联合引进、共享人才；或某一高校引进后，其他相关高校也可通过柔性引进方式实现共享；也可从海内外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引进一批客家文化研究专家和青年才俊，组织他们多渠道、多途径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客家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入了解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培养他们对红色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使他们成为客家红色文化的研究中坚。

　　另一方面，区域内相关高校既可开展客家红色文化研究人员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特别是在重大课题申报、重大项目研究等方面可以相互借力、共同提高；也可借助名校已有的平台，联合开展访学研究；或委托名校，培养一批客家红色文化方面的高层次人才。

　　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在全国整体红色文化体系中的影响力依然偏弱。两种文化采取合二为一的研究范式，既是其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更是尽快提升研究水平的一条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