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的支持与共享。现代公民对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作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看它是否有道理和是否公正，据此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区分为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两个基本方面。合理性认同是人们因为认识到核心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具有充足的理由而认同它，源于其内容的说服力。道义性认同源于国家治理公正性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良效)，即人民所体会到的国家对社会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公正分配。道义性认同更多地取决于公众对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领悟和理解，不同于依赖理性分析的合理性认同，且在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加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性认同与道义性认同的力度，使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品质和准则。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社会认同/ 道义性认同/ 合理性认同/
作者简介：江畅，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为“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新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是要使核心价值观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全党全社会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学习、宣传、教育、贯彻热潮，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其“落细落小落实”。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尚未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因而仍然是党和人民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关注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①的社会认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而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中，道义性认同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着眼于当代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问题，讨论其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具有启示意义。
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问题的凸显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一直都存在。记载中国远古尧舜时代至西周历史事迹的典籍《尚书》，就有许多反映中国文明社会早期重视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篇章。该书开篇就有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的说法，意思是尧帝发挥他的大德，使各个氏族都和睦相处。这实质上是以三代所崇奉的德性力量作为感召天下的核心价值，以使统治者得到社会认同。商之老臣伊尹在告诫商代第五代王太甲时说：“惟德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知同事，罔不亡。始终慎厥与，惟明明后。”(《尚书·太甲下》)讲的就是统治者如何通过实行德政来治理天下，实现百姓归心。自春秋时代开始，核心价值观(常常体现为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意图)的社会认同问题受到高度重视，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就是应以何种价值立场治理天下，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讨论的就是如何使当时官方主张的核心价值观，即儒家思想得到社会认同。
从西方历史来看，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也同样存在。被誉为“希腊圣经”的《荷马史诗》，所记载的习俗体现的就是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以盲诗人荷马为代表的民间行吟歌手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后来希腊乃至整个西方各国的广泛认同。其影响之大、之深，以至于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称“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②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及其教会之所以能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圣经》表达的一整套基督教核心价值观通过耶稣及其使徒的传播和基督教会的宣扬而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虽然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始终存在，但除了社会大变革时代或本土价值观受到外来价值观的严重冲击之时，这个问题通常并不十分突出，也没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在中国西汉以后两千多年，儒家价值观在传统封建社会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中世纪基督教价值观在欧洲的核心地位也持续了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无疑十分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
其一，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个体没有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社会。除了战乱时期，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基本共同体的社会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洪范》)这也许就是对传统社会中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典型表达。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中，社会要求个体把整体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个体也大多主动把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而通常没有、事实上也很难形成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因此，一般不会发生个体是否认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其二，无论从中国还是西方历史来看，传统社会的种种不同形态大多具有专制的性质，③通常不容许有与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性质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统治者甚至对这些价值观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西方中世纪针对异教徒的宗教迫害，都颇具代表性。统治者不容许人们有与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言行，说到底是为了维护这种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与此同时，统治者对那些心悦诚服地认同并自觉践行其核心价值观的人给予奖励，中国传统社会的“举孝廉”、“立贞节牌坊”等措施就对人们自觉认同其核心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一些有力的保障措施，加上社会封闭和信息传播不发达，使得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发生认同危机的几率较小。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现代化运动的后果之一。现代化最初发源于近代西方，西方现代化的最初目的是力图把个体从封建等级制和专制的束缚、统治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虽然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和专制的统治，却又受到了资本力量的控制，个体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总体上，现代化运动是个体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其实质是个体争取解放和自由。从价值观的社会认同角度看，现代化运动一方面使个体从传统社会中整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个体从传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成为自主的主体，社会主体由过去的一元走向了多元，除了国家，人民、社会组织等也成为了社会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相对化的新社会格局。当代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的凸显正是价值观多元化、相对化的体现或后果。
价值(观)多元化是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当社会的主体不是一个而是众多的情况下，他们的独立自主性决定了他们会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人们在追求自己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不相互妨碍和彼此伤害，从而为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此，社会学家提醒我们：“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强加给人们的限制更少……许多名人‘因名声而身败名裂’很好地阐明了失范现象的毁灭性效应。”④在社会有众多可供选择的价值观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必须在众多价值观中作出选择。于是，不同主体就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也就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的格局。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若干种社会思潮，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等思潮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除了这些思潮之外，当前我国社会还存在传统价值观、宗教价值观等。所有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不仅已然存在，而且为部分的社会公众所信奉，有些影响的范围还较大。
在一些人看来，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不应确立、倡导核心价值观，以为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就是如此。美国社群主义哲学家桑德尔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除了规定和维护人们的行为底线之外，不干涉人们持守什么样的道德观和宗教观。然而，从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看，桑德尔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知道，西方近现代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即资本主义价值观(以下简称为“西方主流价值观”)是在近代西方社会大变革时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产生的，但它并非从市场经济需要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通过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包括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17世纪—18世纪的英法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才得以形成，它的确立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与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宗教教会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自觉构建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资产阶级始终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并逐渐形成了以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自然法说以及社会契约论为基础、以“自由至上”为最高原则的价值观，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将其现实化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并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框架之内，虽然人们有一定的选择道德观和宗教观的自由，但其前提是必须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至少不与之冲突，必须从属于和服务于主流价值观，社会上的价值观包括道德观、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均是认同主流或核心价值观的结果。
西方主流价值观渊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由启蒙思想家完成其理论谋划，并经过长期的理论探讨和观点纷争，最后由西方国家确定为主流价值观。在近代早期，伴随着天主教罗马教廷的统治被动摇和最终瓦解，西方国家出现了多元价值观时代，传统的宗教价值观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又出现诸多新的思想理论，包括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在各种价值观相互竞争、相互角逐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逐渐获得主流地位，除了西方国家为其自由至上原则以及以之为核心的价值观提供了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政治保障之外，这种价值观也给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其前提是接受这种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当然，在规导的过程中，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寻求能够得到各种非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那种罗尔斯所称的“重叠共识”，以使它本身获得发展和完善。
西方主流价值观以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体系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障了社会有序。但是，它的偏颇和问题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都是对这种偏颇和问题反思、批判的产物。其中遭到广泛诟病的一个问题是，这种价值观缺乏一种社会导向体系和机制，忽视了在“一个人怎样生活”或“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⑤方面给人们提供指导。人应该追求什么?应成为什么样的人和过什么样的生活?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给人们提供价值导向是道德的功能，道德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给人们提供理想人格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自由主义价值观虽然内含道德观，但更偏重法律的社会作用，西方自由主义代表洛克和约翰·密尔对此都有明确的阐述。约翰·密尔就这样说过：“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⑥这里所说的“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包括个人的德性和人格。就是说，个人在德性、人格方面，可以不接受社会引导，政府似乎也不应该对个人施加道德影响，否则就可能会侵犯个人这方面的权利。以此为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和文化不关心个体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成为何种人这类德性、人格以至道德观方面的问题。西方近现代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根本上是由其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引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由此个人主义导致，政府因而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甚至指责。美国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斯托克认为现代人普遍患上了一种他称为“道德分裂症”(moral schizophrenia)的疾患，其极端症状是：一方面是一个人被驱动去做坏的、恶的、丑的、卑贱的事情；另一方面他想做的事情又使他感到厌恶、惊恐和沮丧。因此，他把我们的时代称为“一个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减轻他们各种不同事业间的摩擦的纽带越来越不再是温情的时代；一个商业关系取代家庭(或类似于家庭)关系的时代；一个生长着的个人主义的时代”。⑦
当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流布到西方以外的世界之后，其偏颇和问题逐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醒地意识到。于是，这些国家不再选择走西方现代化之路，甚至也不愿意采取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模式。当这些国家也先后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后，因种种原因出现了社会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格局。这种格局的出现客观上要求这些国家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确立一种新的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并以适合本国国情的方式推动公众对这种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否则，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就会因为价值观的分化，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面临严重威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可行的选择似乎只能是建立一种能够得到原本持守不同的价值观的社会成员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对各种非主流价值观起规导作用。显然，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两难问题：现代文明客观上已经导致了这些国家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多元化，而事实证明在这种价值观多元的格局之下，假若没有一种得到普遍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体就难以维系，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而要使一种核心价值观得到社会公众普遍认同则又面临与他们所信奉的各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两难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价值观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和人民确立什么样的主流或核心价值观才能得到社会公众认同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⑧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确立一种得到公认的核心价值观方面面临着种种难题，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缺乏这样的价值观必将威胁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影响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在一个国家认定确立一种价值观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构建核心价值观并使之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是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难题，但又是一个不能不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再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在倡导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始终有高度自觉的认识并积极地实施践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核心价值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核心价值观得了广泛弘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开放的社会条件下，多种价值观流行的局面将长期存在。针对这种情况，努力让核心价值观得到社会公众广泛认同，是改变价值观多元对峙甚至冲突的状况，使各种流行的价值观接受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必由之路。同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应彰显“中国价值”，为其他国家价值观构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⑩如何使核心价值观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广泛认同，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而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