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现实主义
写科幻小说，目的不是用来隐喻和批判现实，这是刘慈欣的态度。不过，更关照现实、体现出自身对现实压力的纠结和理解，却是更新代作家有别于上一辈的突出特点。《北京折叠》便是一例。
大概在22世纪，社会空间分为三层，从精英人士、中产到底层劳工各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的周期。越上等的人不仅仅有更精致的生活，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处于第三空间的老刀，为了孩子的教育，铤而走险进入通常无法逾越的其他空间，企望通过为别人送信挣得收入来改变境遇。然而在几个空间里辗转、偷渡往复之后的老刀发现，“不论谁的生活都是一样操蛋。”
在科幻文学的领域里，这种时空穿梭、反乌托邦设置并不新鲜。整篇小说也没有激烈的类型化的冲突，而是平淡如流水一般地描摹老刀的生活与心态。“但里面的人物令人有认同和代入感，整个小说就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表示。
科幻作家郝景芳 图/梁辰
一袭长发、面庞白皙的郝景芳便是一个穿越3个空间的观察者。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浸淫在自由家庭文化里的她算是在“第二空间”长大。担任国家发展基金会的研究员，令她见到不少如“第一空间”里的政府要员、企业高管。在这些人经常出没的高档场所里，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如同喝咖啡那么容易”。而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也是她愿意投入心力去做的，恰恰是为“第三空间”的贫困儿童入学、改善就餐跋涉努力。
曾经有几年，她住在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省份的家人孩子，为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几个小时之后，她又随着工作和服务对象，进入另一个迥异的世界。她因此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生。
但她的思考比一般的阶层矛盾又多了一层：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当垃圾工们连被剥削的理由和价值都失去了怎么办？ 郝景芳强调，她想写的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生活。“这两点兴趣是之前的火星系列和《北京折叠》所共同的，也是我未来写作的核心。”
和她知交多年的陈楸帆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深远，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创作主张的“科幻现实主义”便是他在4年前的行业讨论中提出的。
35岁的他话语节制，“无谓的交流太消耗能量。”内里，逻辑缜密，思维极为灵活。采访时，陈楸帆特意提到自己和深圳特区同岁，生长于潮汕。急速膨胀的开放气息与保守封闭的民俗文化，让他对家乡永远怀有一种既疏离又无奈的复杂情感。“想要逃离，就是因为我看不到在这里生活的可能性，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
有一次回乡途中老乡的描述，为他希望落笔的长篇找到了一个适时的切入口——离汕头几十公里的贵屿镇，每一条街道都有着相似的面孔：传统“下山虎”式民宅糅入流行一时的欧陆元素，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似是而非；豪华到让陈楸帆目瞪口呆的小汽车，路边黑臭难闻的河水与终日不散的铅雾尘烟。不足20万人口，却聚集了3200多家以电子垃圾为业的作坊。
这些亲眼目睹的画面，后来变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各种废旧电子元件如粪便般肆无忌惮地堆积在楼房与路边，外来劳工们像苍蝇一样在其中不停翻捡，再将有价值的部分扔到烤炉上或者酸浴池中进行分解，提取和焚烧稀有金属，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兴致一点不受打扰。”——自然，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眨眼间，未来已经在入侵现实，让人分不清二者界限。
在长篇《荒潮》里，陈楸帆设定了一个本世纪中叶的岛屿“硅屿”，华裔外企成员陈开宗亲眼目睹了国际资本和宗族老大、宗族之间与地方为了利益而角斗，垃圾人在其中毫无尊严地生存，却又建立起一套属于自身的先进沟通系统。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垃圾人少女小米受辱后成为了赛博格。而在探寻故乡和解救小米的过程中，陈开宗亦开始反思自己对于世界和人性的认知。
“很难说谁对谁错，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似乎都做了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人一旦在一个环境里，很容易给合理化。”陈楸帆说自己是道德相对论者，他只做反思，但不会对任何一方的是非轻易做出评判。
曾在谷歌和百度工作，现在在一家VR公司担任副总裁的陈楸帆，大约是更新代作家里离前沿科技最近的一个。夏笳说她每次都很期待行业讨论上陈楸帆的发言，“能帮助你了解在他的领域里，包括他根据自己阅读和经验积累获得的一些新发现。”
陈楸帆的书写里充满细致入微的对感官、身体触觉的描述。这也许和他的职业形成了很好的互动解释。“如果没有身体的感觉，自身的我识、存在感是没办法得到沉浸式的感受的。”
在某种程度上，VR有它反人性和交际的一面。但陈楸帆甚少焦虑。他说对任何的新科技，一开始大众都会有排斥情绪，大部分是源于无知和恐慌。当这项技术普及，进入人的生活，人们开始主动拥抱它，甚至比发明的人还要热爱它。但内心深处，他又希望自己像塞林格一样隐居在荒山野岭，做个远离社交网络的人。他的《鼠年》、《G代表女神》都是一脉相承，探寻商业和现代科技社会里的异化。这几乎成了他的“标签”。
科幻作家韩松 图/沈煜
韩松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梦幻。比如魏则西事件。“医院是科技密集产业，却被狂人控制，那么多的游医犯罪，医院被承包。这种现实图景已经超出了科幻的想象。”还有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相信外星人，用僧人脑电波衡量修行；中国成了国外明星建筑师的实验场……韩松说自己每回坐高铁，从北京往外一百多公里便是荒蛮的河北平原，而几小时后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又是那样容易眩晕、疏离，不真实。“上海迪斯尼前几天开业，一百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从这里登陆中国，而今天，你看国外的科幻电影屡屡用上海作为外景地，这里就是他们想象的未来美国。浦东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与此同时，有些小说，看似无意，却已走在了现实的前列。比如陈楸帆的《霾》、韩松的《高铁》，还有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
查尔斯是个万人迷的巨星，在与经纪人丽莎的冲突中，方才知道从选择直播开始，自己的一切都是因为芯片公司的操控，所谓成功不过是在别人操控下做了一场美梦，最终从死亡里获得解脱；而他的忠实粉丝、看客宅见直人，同样在借由体验查尔斯的直播麻醉自己。
看起来就像是对今天网红经济、直播风潮乃至虚拟现实商业的夸张写实。但这部中篇前年发表时，直播还远未像今天这般风行。这种“前瞻性”也并未在作者的预料和设计中。哲学博士宝树认为，科幻与哲学有相通之处，它们所关注的宇宙、人生、宗教和伦理价值观等问题，与其说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具有超现实性和充满终极关怀的思考。
在探讨世界究竟是存在于物质还是想象时，宝树跟我举了个数字：假设我们都能制造出活灵活现的虚拟世界，一个，只要一个，就能制造一百万个。问题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比例就是一比无穷大。所以，你、我、他也不知道，我们是活在哪个世界里。
“但从概率上能够合理推理出，我们应该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他露出诡谲的一笑。
多元之花
几乎每位更新代的科幻作家都认为，自己的创作还未定型。“多元化”，也成了外界认知他们的一个笼统印象。
4年前，姚海军在北京和刘慈欣喝酒。“我喝了一瓶，大刘喝了5瓶多。喝着喝着他问我，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没有一个纲领？其实，像美国科幻黄金时代那种所有作家有着共同纲领的局面，在当下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创作主题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代人最让人欣慰的。”
科幻作家刘慈欣
宝树属于读着动漫、二次元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丝毫不认为文字的精致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的笔下也不乏让读者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情色描述。但科幻文学研究和评论者姜振宇恰恰觉得，“宝树的写作，其实解决了主流文学束手无策的一块领域——当代宅男文化，譬如那篇《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其实完整的标题应该是《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AV》吧，看起来很戏谑，但在反讽中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夏笳笑谈，宝树在写作上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他的《时间之墟》，就是一个关于时间轮回的题材，将一个人的记忆往复放大到人类集体。如果陈楸帆写，会累死他。我猜他会把所有感知性的东西都要表达出来。但宝树就不会，哪怕描写一群猴子，很粗糙，却很有能量也有思考的力度，挺好玩儿。”
江波、潘海天的硬科幻则开拓了另外一种气象。严锋评价江波的《银河之心》三部曲是“中国年轻科幻小说作家所奉献的最为雄奇壮阔的宇宙史诗”。飞氘的文字则在学术气息之外，弥漫着一股复古的浪漫感。属于后来者的阿缺，之前学水利工程，曾经作为助理工程师要做工程监管，待在四川的山洞里一年不能离开，于是躲在洞里用手机写了小说《芯魂之殇》，追问机器人是否有可能在外界刺激下产生情感。他坦承，前辈们中不少皆出自清华北大，硕博者大有人在，这让他曾经认为写科幻是件门槛巨高的事情。但也并未背负上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只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我的写作欲望，就是让它好看和吸引人。”
夏笳的作品一度被她的好友起名为“稀饭科幻”。原本以青春、萌芽系文学起家，夏笳也毫不讳言这点——因为就是读着那些轻灵唯美的文字长大的啊！但今天，在戴锦华门下读了文学博士、又在西安交大教书、以夏笳之名行走作家圈、以本名王瑶活跃在学术界的她说，不会再认领“小清新”这个标签。她的新作《中国百科全书》，从春节的六段纪事开始，以春晚、相亲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切口，表现现代人在网络时代的各种困惑。“不论软或者硬，科幻都是在探索宇宙空间和人类认知的边疆地带，那是对我而言最为迷人的所在。”也因此，她对科幻文学的小众性并不悲观，“如果这群创作者处在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心位置，恐怕也很难能说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就像大刘笔下孤傲的科学家丁仪。我看到的，正是你们（一般人）所忽略和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