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J．M．Coetzee）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的白人家庭，从小接受英语教育，一直视英语为自己的母语。16岁时，库切进入开普敦大学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不满南非令人痛苦的现实，远走英伦、美国。1972年，在外漂泊10余年的库切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开普敦，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74年，库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崭露了他的创作才华和不俗潜力。此后，陆续推出了《内陆深处》、《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铁的时代》、《彼得堡的主人》和《耻》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1983）和《耻》（1999）两度为他赢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库切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尽管库切在生活中不断试图远离南非现实，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始终直面南非的社会现实。这些使得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南非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
    正是由于库切在他这些代表性的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与反思了南非的种族隔离现实及后果，因而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可谓是众望所归。
    库切的获奖，使得中国读者在关注这位南非作家的同时，也引发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新一轮反思。有评论者把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指称为一种“走向世界的文学”，实在是非常的恰当。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展望中国现代文艺的走向时，就曾发出这样引人警醒的著名论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这种基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正好与诺贝尔文学奖所提倡的世界文学理想不谋而合。100多年来，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缺失了许多它本应享有的光荣，比如俄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挪威的易卜生以及中国的现代作家等等，但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在不懈地实践着“跨越不同国家、语言和种族”的文学理想，正是这种超越国家、语言和种族的世界文学理想，把诺贝尔文学奖与同时代的各国文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库切此次获奖至少可以有这样两点启示：第一，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提升本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起到很大作用。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在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与一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息息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在获知库切继1991年女作家纳丁·戈迪默首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次获此殊荣，南非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确，一个不大的国度在短短的10余年间两度折桂，它当然有理由为此自豪。第二，究竟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获奖，或者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标准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我们应当以健康的心态来看待。
    在我看来，国人大可不必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来做文章。此次库切得奖时，有这样两个细节让人心生感慨。一是库切本人对获奖与否看得很淡，当天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奖；二是世人对于库切的肯定和推崇。在世人的心目中，这位近年来深具世界影响的作家获奖应该“是一件迟早的事”。所以，我们不要总想着如何去为自己不能获奖寻找理由，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像库切那样。
    范方俊文摘自《中国教育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2月14日 第七版)